许多国家包括欧盟、美国也没有像我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八条那样宽泛规定一种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犯罪侦查而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的义务。
政府就不得不对所有的人置身于其间的整个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控制，而且还不得不努力为每个人提供至少相等的机遇。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改良主张，也认为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平等。
(二)按期补偿的必要性 在宪法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以及有关法律关于禁止土地买卖、建设用地必须申请国有土地等规定能加以修改的情况下，城市土地将出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象。[6]参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应把土地使用权入股作为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选项，以保障农民平等发展机会。通过征收，完成了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向国家所有的转移，国家可以在该土地上开展永久性建设项目，而不必考虑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被收回的不确定因素。如果不涉及具体的建设项目，城镇化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货币代表一切东西，但是因为它不表示需要本身，而只是需要的符号，所以它本身重又被特种价值所支配。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有学者指出，在环境领域，国家对其人民及环境的一定程度的保护义务是其正当性目的之一。
其二，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11]宪法的理论性通过文本中的规范予以体现，因此，环境的宪法治理之理论与规范依据首推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6页。环境保护与治理成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公民权利诉求中的显要问题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得到特别而优先的对待，从而可成为推动环境权宪法保障的现实推力。
强调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处于无可替代的首要地位，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内容和方式等均有明确的指向性要求。[39]2014年《环境保护法》的全面修改，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功能。
[45]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行政权在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分为三个层次。要么另起炉灶，制定新的环境保护基本法。[23]如果我国对环境问题不及时予以有效控制，也可能会发生较大规模和较高频率的公害。
[19]因此，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考虑到长远需要，做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使之兼有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自由裁量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因此，从满足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需要角度看，行政机关无疑是环境保护中的最主要责任主体，这意味着行政权应尽可能主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实现环境治理的实效。2.环境保护的对象清晰 宪法中环境保护的对象，既要求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持良好环境，也强调对负面的污染和公害进行有效预防。许崇德、韩大元、李林主编：《宪法学》，高等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29] 宪法中的国策条款具有特定的功能：（1）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对国家的制度安排及国家权力的行使具有导向作用。但最基本的治理路径就是依法治理。
[9]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5页。我国1978年宪法第11条首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即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综合借鉴各国的环境保护的理论、法律规定与实践，并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指向行政权的内容主要应包括消极的环境干预、积极的环境保护、环境基准的设定、环境教育、政府环境责任等几个方面。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了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不能替代民法和环境法。具体参见林明铿：《论基本国策——以环境基本国策为中心》，载《现代国家与宪法——李鸿禧教授六秩华诞祝贺论文集》，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83-1485页。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现实诉求以及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及时启动宪法中的环境条款，构建有效的实施制度与机制，从而实现宪法和部门法特别是环境法意义上的双重规范与制度价值。[43]Shirley,Anne Levy,Diener,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Approach under the Ontario Environmental Bill of Rights:Syrvey,Critique and Prosposals for Reform, UMI company,1997,p.34. [44]肖贤富主编：《现代日本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
据光明网报道，雾霾成为2013年度关键词。[36] 四、宪法环境条款的多维实施路径 （一）国家与公民的双向实施 1.对国家权力的拘束 不管是作为基本国策条款本身所具有的规范力，还是作为基本国策条款作为社会权的保障内容而对国家权力形成的拘束力，[37]应当说，宪法环境条款对国家权力的拘束力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国家权力在政治经济决策、立法、司法等多方面努力。
（一）环境问题制约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权威的宪法学教科书均认为，宪法调整的事项在该国之内具有根本性，重大性等，宪法主要规定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13]因此，还可以从宪法规范与部门法规范的二元关系的角度探索宪法环境条款的实施路径。
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上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页。改善强调了环境保护的第二层次目标，即追求更良好的环境。
国家当然是改善环境的最主要责任主体。就规范构造而言，包括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进入专题： 环境条款 规范构造 实施路径 。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作为整个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顶层设计，宪法规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并具有普遍性和实效性，可约束国家权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行使。德国基本法第1条明确规定：基本权利直接拘束立法、行政、司法三权。
吴卫星：《公法学视角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1页。因此，尽管学界呼吁环境基本法的出现，但是仍然需要面对两个现实问题，要么继续修改《环境保护法》，增加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定，在内容和技术上，进一步提升并使其具备基本法律的规格。
该条规定是环境权宪法保障国家义务的权利来源。[13]Anderson,Michael R,Human Right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Overviewin AlanE.Boyle,Anderson,Michael R.(eds),Human Rights Approaches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larendon Press,1996,selectionsp.22． [14]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主张环境权入宪。2014年全面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第4条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7]现代宪法理论认为，人性尊严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此处规定强调了环境的积极治理。
我国宪法环境条款是环境依宪治理的根本规范。[49]See Mario Gomez,Social Economic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s, Hum,Rgts,Qt,1955,p.155. [50]See James Connelly,The Virtues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in Andrew DonbsonDerek Bell(eds.),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Cambridge,MIT Press,2006,p.49-72. [51]转引自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319-320页。
[35]参见前引[5]，俞子清书，第20页。充分注意义务，强调公民充分尊重国家、社会、集体的以及其他公民的环境利益，属于公民环境保护义务的基础环节和较低程度的要求。
[56]吴卫星：《环境保护：当代国家的宪法任务》，《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42页。这意味着应依照宪法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治理形成社会共识，建立社会信任，推动国家与社会深化发展。
